《中庸讲疏两种》为唐文治的《中庸大义》和顾实的《中庸郑注讲疏》,附录收入唐文治《茹经堂文集》中关于《中庸》的四篇短文。由于唐、顾二人在近代学术和事功方面都颇有影响,故本书对研究唐、顾二人的思想、学术,以及《中庸》乃至儒家学说的研究和接受史都具有一定的价值。
无锡国专能够培养出一大批文史人才,与它的宗旨和教学方式都有关系。
编者近年来因致力于编辑整理民国时期学者陈柱的遗著,逐步接触并了解到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这一民国时期的学术团体,意识到这一学术团体的治学传统与学术成果都值得我们注意。无锡国专由唐文治先生在1920年创建,办学宗旨立为“正人心,救民命”。
据无锡国专毕业生冯其庸先生回忆,国专的办学特点主要有二:一、主要继承了传统书院制的方式;二、教学以原典为主,不用概论或者选本,强调吟诵。无锡国专能够培养出一大批文史人才,与它的宗旨和教学方式都有关系,我们现在重新研究无锡国专这段历史及其学术成果,对于我们思考如何推进当前的中国古典教育具有借鉴意义。
无锡国专教育成功的另一原因就是主持者唐文治的学术思想格局。他“常欲造就领袖人才”,认为“办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节者也”(苏轼语)。造就能够任天下之重的人才,是唐文治教育的首要目标。这个目标最为集中体现在他对于儒家根本经典的解释之中。
《中庸》是儒家的根本经典,如何解读,关涉重大。
唐文治,生于1865年,卒于1954年,字颖侯,号蔚芝,晚号茹经,年少时从理学家王祖畬治学,二十一岁入江阴南菁书院,师从黄以周、王先谦,一生治学、事功皆有功业。唐文治认为《大学》《中庸》两书互为表里,为曾子、子思一脉相传之学,“二书不独为道德之指归,且皆为政治之要领也”。他主张读二书当“事事返诸实践,不可徒托空言。倘侈谈鸢飞鱼跃之灵机、德性问学之宗派,甚至缒幽绝险,好大喜功,不诚不明,乃生心而害政,则是《中庸》之罪人也。”(《十三经提纲·中庸》)
可见,以他的治学路数绝不认为空谈性理为正宗,这个传统跟他的老师黄以周有共同之处。黄以周以礼学见长,并重汉宋,而落脚在实学上。唐文治对于儒家经典的解读也往往有这个特点,特别是在对于《中庸》的解读上,他认为彻上、彻下必须同时强调,不能只强调一点忽略另外一点。这个特点使得唐文治的《中庸》解读具有不失古人大体的特点,同时也生动活泼。在他的读法里,《中庸》绝不是已经失去生命力的经典。
唐注以朱熹的章句为主,但是也不迷信朱子,同时参考了黄以周以及孙奇峰、李颙、陆世仪等人的注,解读的路子不偏离他经世致用的关切。
顾实,生于1878年,卒于1956年,字惕生,江苏武进人。曾任教于东南大学、无锡国专,主要著作有《庄子天下篇讲疏》《论语讲疏》《大学郑注讲疏》《汉书艺文志讲疏》《穆天子传西征讲疏》《杨朱哲学》《中国文字学》。顾实的《中庸郑注讲疏》与唐文治不同,主要依照汉人郑玄注,分章也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分为十六章,每章之前各加章名。顾实宗主汉学的立场非常鲜明,在讲疏中对于朱熹的注有不少否定之处。与唐文治一样,顾实强调《中庸》与《易》的联系。但是,顾实更加强调的是《中庸》由隐至显的彻下之路:“‘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此实形上、形下之关键,亦即彻上、彻下之工夫。”
顾实强调这一说法根源自司马迁:“《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也就是《中庸》与《大学》不同,乃主要为彻下之学。顾实所论另一个特点因是“中”“庸”二字来自于《周礼·大司乐》中的“中和、祗庸、孝友”,认为中庸实际上是“乐德”。顾实的解释除了强调形而上的隐微部分,更加强调“教”的部分,而这一部分就是唐文治也未曾忽视的“人道即政治”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顾实的解读方法让我们更觉得他接近于荀子之学或者齐学的路子。这一点与唐文治不尽相同。
《中庸》是儒家的根本经典,如何解读,关涉重大。说得严重一点,塑造何等的士风是直接由对经典的不同解读造成的。之所以将唐文治与顾实的讲疏放在一起,首先即在于两位先生不失大体的治学眼光。这一点在专业化的今天并不容易做到。当然,两位注者因为时代的局限,对于西学的了解不如今天,造成了面对自然科学的时候比较忸怩的态度,也不能过分苛求。中西之变尚未完成,即便我们今天想看清也未必容易。
(责任编辑 张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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