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

　　鲁迅历时十余年完成的《中国小说史略》(以下简称《史略》)，是中国学术史上较早的古代小说专门史之一。它所形成的文学史理念，对于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建立，甚至现代学术文化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史略》为鲁迅在北京大学国文系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讲稿的基础上补充修订而成，1923年由新潮出版社出版，1925由北新书局再版。在撰写该书的过程中，鲁迅对中国古代小说进行了大量的搜集、选本、钩沉、校勘、考证，将“乾嘉诸大师用以辑校周秦古籍的方法”用以“辑校中国古代小说”(郑振铎语)。自1907年始鲁迅就搜集中国古代小说的文本文献，辑录了大量自先秦至隋的小说，其中有《汉书·艺文志·小说家》《隋书·经籍志·小说家》《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中著录的小说，也有上述文献之外著录的小说，经过不同版本小说的辨伪、校理和同一小说的不同版本校勘，辑录留存了36种1400余则小说，完成了《古小说钩沉》一书。

　　1912年，鲁迅“发意匡正”，将校勘考证的范畴扩大到唐传奇和宋传奇。关于唐宋传奇，当时学界的惯例是遵照朝代进行历时性研究，二者间“泾渭分明”。鲁迅反其道而行之，依照《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全唐文》等将唐传奇和宋传奇加以合并校勘，在众多的作品中去伪留真，考镜源流，审定45篇唐传奇和宋传奇而成8卷《唐宋传奇集》，并在书末附有《稗边小缀》，对各篇小说作者和版本进行考证说明。经鲁迅校勘的《唐宋传奇集》“较通行本子，稍足凭信”，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好评，成为研究唐宋传奇公认的经典辑本。

　　关于宋至清末的古代小说，鲁迅同样用乾嘉学派的校勘方法进行考证。他查阅了《小浮梅闲话》《小说丛考》《石头记索隐》等小说书籍90余类，约1500余卷，从中甄别、考证出该时期小说以及作者的相关史料41种39篇，其中35篇为小说史料，4篇为小说源流、评刻、禁黜等方面的史料，命名为《小说旧闻钞》。鲁迅在该书序言中曾说：“昔尝治理小说，于其史实，有所勾稽。凡值涉猎故记，偶得旧闻，足为参证者，辄复别行移写。历时既久，所积渐多。”由此可以佐证《史略》在成书过程中，鲁迅进行了大量的辑佚校勘工作。《小说旧闻钞》或辨作品归属，或纠前人误考，或补旧说不足，因校考谨严，搜集周全，为学术界所称道。

　　鲁迅通过中国传统学术的辑佚校勘方法，对从先秦至明清的众多古代小说进行了搜集、梳理、辨伪、甄别、校勘和考证，形成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三本中国古代小说的考据之作，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搜罗宏富，甚至“竭泽而渔”，但不可避免地存在“挂一漏万”的现象，赵景深、朱成华、欧阳健就曾指出其缺陷。但总体而言，历时多年对中国古小说的校勘辑佚，为鲁迅的《史略》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史略》中所有例证和引文，大都出自上述经过他本人严格考证的辑集，可谓“无一不无出处”，《史略》也因此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经典之作。

　　与多次对传统文化和文学“大张挞伐”，甚至主张青少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激进主义者鲁迅”的角色定位不同，鲁迅在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过程中，深谙中国传统学术辑佚校勘方法的精髓并熟练运用之，历经多年“盘点”，辑录出版了一系列考据之作，并完成了《史略》这样的中国古代小说史的上乘之作。可以说，鲁迅不但是中国现代的文学家和思想家，而且是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考据家。蔡元培曾说：“鲁迅先生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所以他杂集会稽郡故书，校嵇康集，辑谢承后汉书……完全用清儒家法。”阿英说《史略》“不止是一部史，也是一部非常精确的‘考证’书，它正讹辨伪，正本清源，成史而可信”。就连对自己的小说研究颇为自得的胡适亦承认，《史略》“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

　　除了继承中国传统学术的校勘考证方法之外，《史略》还对西方近现代学术方法进行有效借鉴。首先，鲁迅重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尝试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分析中国古代小说的某些现象。关于宋传奇与唐传奇的不同，鲁迅认为前者“大抵托之古事，不敢及近”，因为“宋好劝惩，摭实而泥，飞动之致，眇不可期，传奇命脉，至斯以绝”。正是由于宋朝较唐朝重理念，尚说教，好教训，所以宋传奇必然立论“高尚”，强求劝诫，缺少世俗气和人情味，缺少唐传奇的生气和活力。对于《世说新语》，鲁迅认为“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正因为这样的社会环境，《世说新语》才会“成为一部名士的教科书”。其次，鲁迅重视核心概念的阐释。在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中，他在考证的基础上率先阐明了小说概念的内涵。他认为中国古代小说的概念到了唐传奇时才真正孕育成熟，“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鲁迅认为唐传奇真正具备了小说“有意识地讲故事”的特征，而且为了讲好故事，开始注重语言和修辞的“文辞华艳”“叙述宛转”等“主体性”元素，并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文体。再次，鲁迅运用西方近代科学研究的归纳方法，对中国古代小说进行较为科学的分类并总结其特点。对于魏晋六朝小说，鲁迅用“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进行分类；对宋代的短篇白话小说，用“话本”和“拟话本”予以命名；对明清小说，则用“人情小说”“神魔小说”“讽刺小说”“狭邪小说”和“谴责小说”分类。这样的归纳，不但对浩繁的中国古代小说进行了区分，而且较为准确地概括了中国古代小说内容或形式上的特点。鲁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阐明了小说与社会的关系，厘清了古代小说概念内涵，归纳分析了其类型和特点，从而使中国古代小说史的书写核心概念明确，研究体系规范，学科意识突出。

　　《史略》不但为较早的中国古代小说专史，而且它中西融合的研究方法对于发轫期中国文学史的建立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和价值。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这段话可视为其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方法论的总纲领。具而述之，其方法论的第一个层面为“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史略》继承了中国古代学术校勘考证的治学方法，对中国古代近百部长篇小说和3000余部短篇小说进行了搜集、梳理、辨伪和考证，完成了从先秦至明清的古代小说文本和史料的整理，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个层面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鲁迅借鉴西方现代的学术理念，阐释了古代小说的概念内涵，归纳了古代小说的类型和特点，为中国古代小说史创立了较为规范的现代学术体系。第三个层面为“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在继承传统学术精髓和借鉴西方现代学术观念的基础上，《史略》实现了古代学术研究与现代学术研究的有效“衔接”，将辑佚校勘这一传统学术方法融入中国文学史的建构之中，与同期或前期的文学史相较，它既不“食古不化”，亦不“为西方的马首是瞻”，真正实现了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创造性转化”。陈寅恪曾说：“其真能于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史略》正是这种“东西文化对接以再造新文化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小说史领域内“旧学新知”和“西学东渐”的尝试和实践。鲁迅的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也与闻一多的唐诗研究、茅盾的神话研究、郭沫若的《诗经》研究一起，标志着现代学术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回归”与发展。

　　鲁迅在《史略》中所形成的方法论，对其后的中国文学史撰写和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建立作出了贡献，可谓泽被后世。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讲义》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史略》方法论的影响。该文学史是20世纪30年代游国恩在武汉大学和青岛大学任教时所撰写的文学史讲稿，为先秦至南朝宋的断代文学史。游国恩像鲁迅一样对先秦至南朝宋的作家作品、史实史料进行了辑佚校勘，如对于“二南”“风雅颂”的年代和释义、《胡笳十八拍》的真伪、《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均有校考。另外，《中国文学史讲义》也注重社会环境对文学现象和文学风格的影响，游国恩认为，谈玄之风的流行导致了魏晋文学重辞藻、尚韵律的诗赋风格。同样受到《史略》影响的还有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史新编》、谭正璧的《新编中国文学史》、杨荫深的《中国文学史大纲》、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等。

　　今天，鲁迅当年所期盼的“大家动手，研究戏剧的写戏剧史，研究诗的写诗史，研究汉的写汉，研究唐的写唐”之局面早已实现，在中国文学史的撰写、出版和研究已经呈现出雨后春笋般的繁盛局面时，在当下中国文学史研究面临着“文学史研究立足中国本位”的命题时，我们不应忘记《史略》在中国文学史发轫期所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