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些藏书楼，感慨颇多。

　　古人藏书由来已久，藏书有皇家藏书、书院藏书、私人藏书等。老子是周朝守藏室的史官，有人认为老子写下千古名篇《道德经》是因为老子在此博览群书的缘故；孔子一生读书、教书，晚年修《六经》，后人在孔子古宅墙壁里发现了珍贵的藏书；秦始皇设藏书机构，并设御史大夫管理国家重要图册、典籍；西汉建有“石渠”“天禄”“麒麟”三阁藏书，东汉在东观、兰台等处藏书，蔡邕藏书万卷、赐其女文姬4000卷、书刻熹平石经；隋朝藏书于洛阳观文殿；唐朝藏书于秘书省以及弘文馆、史馆、集贤馆，丽正书院、集贤书院也藏书；宋代藏书机构有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后来用三馆的藏书建立崇文馆；元代秘书监掌管藏书并下设兴文署掌管刻印图书；明代藏书机构是文渊阁；清朝在乾清宫昭仁殿收藏内府藏书，室名为“天禄琳琅”。

　　私人建造的藏书楼有一些保存良好，楼、书俱在，在这里可以看到和听到过去的人爱书、藏书的故事，其中有的不惜重金选购之；有的宦游各地搜集之；有的建具有通风、防潮、防火功能的楼阁保存之；有的历经天灾人祸千辛万苦保护之；有的人家订立藏书规矩代代相传珍藏之。有人在藏书楼里写下了鸿篇巨著；有人在藏书楼苦读考取功名；有人在藏书楼里享受读书、写书的乐趣，颐养天年。

　　许多藏书楼取的楼名有内涵、有特色、有品位，有的以藏书数量而取名，如万卷楼、十万卷楼、五十万卷楼；有的引用古代藏书之典而取名，如二酉山房、小琅嬛书屋；有的采用古典名句取名，如天一阁、天籁阁；有的以收藏的文物而命名，如铁琴铜剑楼、五砚楼，等等。也有一些藏书楼楼还在，书没了，书去楼在空悠悠；还有一些藏书楼墙倒楼塌正在维修；还有的藏书楼拆迁了，难觅踪影，旧址上已经盖起另作他用的房子。睹物思人、睹物思书、睹物思楼，别有一番思绪涌在心头。我思故我行，我边拍照、边记录了一些藏书楼，虽然这是众多藏书楼的沧海一粟，但也可窥一斑而知全豹，了解藏书楼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千年藏书楼离我们渐行渐远，今天，现代化的公共图书馆已达3100余家，但我们仍然对过去的藏书楼、藏书家怀有深深的敬仰之情。

　　藏书楼是传统文化的宝库。历史上千百个藏书楼汇流成河，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宝库，藏书楼及其典籍里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和爱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张亮丽的名片，我们要进一步把藏书楼的精神、价值、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

　　藏书楼是传统文化的丰碑。每一个藏书楼都有一代人或者是几代痴心爱书、悉心寻书、精心藏书、用心读书的故事。每一个藏书楼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都跳动着文化的脉搏，都凝结着藏书家的心血，藏书楼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丰碑，她使我们肃然起敬，由衷地感到要关心藏书楼、爱护藏书楼，讲好藏书楼的故事，发挥好藏书楼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精神。

　　藏书楼要活起来。如今，许多藏书楼被林立的高楼所包围，当我们蓦然回首在千城一面的城市里找到她、走近她时，我们会被她古香古色的建筑、小桥流水的院落以及荡气回肠、感人肺腑的故事所吸引，许多藏书楼已经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是民族的精神标识，是人民的珍贵财富，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我们要让陈列在大地上的藏书楼、收藏在藏书楼里的文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激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认同和热爱，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藏书是为了读书。100多年前，张元济先生创建涵芬楼，取含善本书香、知识芬芳之意。2017年，涵芬楼获得十大“最北京”(最古都、最红色、最京味、最创新)实体书店之一。涵芬楼里挂着一副对联意味深长，说出了千年藏书的天机，“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藏书目的是读书，千年藏书、千年读书，为我们留下了诸多读书的名言佳句。

　　浙江宁波：天一阁

　　天一阁由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始建于嘉靖四十年(1561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范钦平生所藏各类图书典籍达7万余卷，名取自郑玄所著《易经注》中的“天一生水”之语，并在楼前建“天一池”，蓄水以防火。乾隆诏修《四库全书》时，范钦八世孙范懋柱进呈天一阁珍本641种，其中有96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乾隆为此多次予以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四库全书》“七大藏书楼”都仿照天一阁格局营建。明末清初史学家、思想家黄宗羲阅读了天一阁的藏书，赞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1984年10月，已离开故乡多年的世界船王包玉刚回到宁波参观天一阁，看到了馆藏的《包氏家谱》，意外发现自己是包拯的第29代嫡孙，高兴地叫了起来：“我是包青天的子孙”。

　　浙江杭州：文澜阁

　　乾隆时修辑《四库全书》而建的“七大藏书楼”中的4个至今依然还在，即北京故宫文渊阁(书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文溯阁(书现藏甘肃兰州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书现藏国家图书馆)、杭州西湖文澜阁(书仍藏该阁)，其他3个，圆明园文源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均被战火焚毁。2011年镇江文宗阁复建开放，圆明园文源阁遗址还在，文源阁碑被移至国家图书馆文津街分馆，扬州文汇阁遗址上已另建他楼。

　　文澜阁是江南三阁中唯一幸存的一阁。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攻杭时，文澜阁沦为兵营，阁中之书散佚满地，或归私家、或归书贾、或流落坊巷间作废纸。其时有杭城八千卷藏书楼楼主丁申、丁丙兄弟目睹文澜阁藏书遭此劫难，痛心不已，决意冒险回城，将文澜阁残书抢运出城，又出资赴沪购买散佚之书，战后又雇百余抄校人员抄补散失之书，先后历时7年，耗资5万余元，收得文澜阁藏书计3.4万余册，基本上恢复旧观。1937年，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组织文澜阁库书为防战火而转移，地经浙、闽、赣、黔、川5省，于1946年7月安然返杭。漫步西子湖畔庭院，目睹书阁一橱一柜，心中油然而生对浙江人士孜孜以求的文化品格和矢志不移爱国情怀的崇敬之情。

　　山东聊城：海源阁

　　清代私人“四大藏书楼”皆以丰富的藏书、珍贵的文献、大气的藏书楼建筑受到学术界、收藏界的重视和尊崇。“四大藏书楼”之一的“海源阁”位于山东聊城杨氏宅院内，由清代江南河道总督、著名藏书家杨以增创建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后经杨绍和、杨保彝、杨承训四代人的努力，上百年的积累，海源阁兴盛时珍藏宋元明清木刻印刷古籍达4000余种、22万余卷。1972年9月，毛泽东主席曾将海源阁藏书《楚辞集注》的影印本，作为国礼赠送给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

　　浙江湖州：皕宋楼

　　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的“皕(音bì)宋楼”，内藏宋刻本有200种之多，该楼位于浙江湖州，清末陆心源藏书楼之一。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六月，皕宋楼和守先阁藏书15万卷，由陆心源之子陆树藩以10万元全部售与日本岩崎氏的静嘉堂文库。近日笔者探访此地时，一时难以找寻，幸亏月河街办事处朱柳芳女士热情带路并找人开门锁，得以一览昔日院中的亭台楼阁、假山流水，可惜书去楼空，令人惋惜、悲愤。

　　江苏常熟：铁琴铜剑楼

　　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的“铁琴铜剑楼”，位于常熟市区以东古里镇，门临清流，古朴优雅。自乾隆末年始建，历经200多年风雨而巍然独存。创始人瞿绍基以及瞿氏五代藏书楼主都淡泊名利，以藏书、读书为乐。瞿绍基之子瞿镛，对鼎彝古印兼收并蓄，在金石古物中，瞿氏尤为珍爱一台铁琴和一把铜剑，铁琴铜剑楼由此得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其后人秉承瞿家前人遗志，慷慨捐书，化私为公，得到社会高度赞誉。瞿家藏书历经五代代代传承的事迹，可以概括为十个字：“读书、藏书、刻书、护书、献书”。

　　浙江杭州：八千卷楼

　　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的浙江杭州丁氏“八千卷楼”，为清代藏书家丁国典所建，因慕其远祖宋丁顗曾藏书八千卷，遂将藏书楼题名为“八千卷楼”。子丁英，亦有藏书之习，用重金买了数万卷图书。延至孙丁丙、丁申，又重振“八千卷楼”藏书，并又修建了“小八千卷楼”，他们在其祖父、父亲藏书的基础上访求图书，或购或抄，在将近30年间，藏书8000种，总数共达30万卷，其中有珍贵的宋元刻本200余种。除藏书外，丁丙一生曾刻书200余种，辑书20余种，著书10余种。藏书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售于江南图书馆，现存于南京图书馆。十分可惜的是八千卷藏书楼已拆迁，原址已改作他用、面目全非了。

　　浙江湖州：嘉业堂藏书楼

　　嘉业堂藏书楼，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系刘镛孙刘承干于1920年所建，因清帝溥仪所赠“钦若嘉业”九龙金匾而得名，楼呈“□”字形回廊式两进两层走马楼，共计52间。藏书楼鼎盛时期的全部藏书为十六七万册，50余万卷。藏书楼不仅藏书，还刻印书，用的是红梨木书版，共有三四万块，刻印书共200余种，约3000卷。藏书楼小卖部卖“云香草”，该草与书放在一起，既驱书虫又飘书香。

　　山东淄川：万卷楼

　　毕府“万卷楼”是山东淄川明末户部尚书毕自严、毕际有父子的藏书楼，该楼兴盛时藏书达5万余卷，富闻遐迩，其藏书规模、种类、品位堪称明末清初私家藏书楼的杰出代表之一。蒲松龄在毕家做塾师30年，过去的毕府已改为今日的“蒲松龄书馆”，该馆的解说员说，蒲松龄在此30年只做了三件事，“教书、读书、写书”，《聊斋志异》既取材于民间传说，更可以从“万卷楼”的典籍里找到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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